在今年上半年数据公布之前，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开始纷纷出台。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GDP10%的增幅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卢锋的预测就和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预测基本一致。

　　李稻葵对本报记者说，“现在看来，中国经济速度下降已经毋庸置疑了。下一步我们还要提防经济中的重大风险。”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黄范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相比于通货膨胀，我更担心就业问题。因为转轨时期的中国的就业问题远比西方国家严重得多。”

　　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进入下降通道？

　　更令宏观调控困惑的是，目前全球进入了一个高通胀时期，而中国的通胀也在今年初达到过8.7%的高点。在防止经济下滑和抑制通胀之间，哪个更重要？政策如何应对？

　　4月初，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首次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是双防：即主要担心经济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增长与通胀的平衡是一个复合目标，即实现最大化的可持续增长，这也是各国在宏观调控时的共同目标。”经济学家王小广对本报记者表示，除非在极度不稳定的非常时机，宏观调控才有必要使用单一目标。

　　而在他的眼中，9%的GDP增长才是政策需要微调的开始，“这在今年是看不到的”。因此他建议，政策还是“不要动”。

　　另一方面，在遏制通胀的问题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在当日年会上向本报记者表示，“遏制通胀取决于央行政策的有效性，这需要汇率制度的改革。”

　　随着能源价格的调整，以及PPI的不断攀升，通胀走势再度添上变数。“我认为通胀反弹压力主要在PPI的传导上，不过幅度不会很大。”清华大学李稻葵如此判断，理由是食品价格对于CPI的贡献非常大。

　　不过据某央行研究部门人士最近透露说，CPI下半年反弹可能性非常大。而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的言论被市场理解为“收紧了下半年货币紧缩预期”，加息味渐浓。

　　在采访中，黄范章和王小广都认同“经济调整、汇率变化、货币紧缩对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最大。”

　　鉴于此，王小广建议，对于一些技术还可以，对就业贡献较大的产业，“真正出路在于向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并给于政策支持，”而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低、高耗能污染的企业，“该淘汰就淘汰。”

　　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哈佛大学教授Gita Gopinath亦向本报记者表示，全球通胀起码会持续两年以上，“中国经济减速是自然的”。

　　她建议，对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应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其技能，保持制造业优势并大力发展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