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感言”

　　“你说的是去年的榜单吧？已经过了时效性了吧？”当被告知此事之后，临汾人高敏如是反应。他坦言，前几年，当第一次看到临汾登上此类榜单时，他还是“异常震惊”。而如今，大多数的临汾人对此类榜单已经“麻木”，因为“好像每次都有临汾，看多了，也就没感觉了”。

　　相比于高敏的淡然，临汾人刘建强则显得很激动。“这是不实报道，肯定没有人来我们这看过。它是一种成见，一种惯性思维。”而他正是临汾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榜单出来之后，他甚至想要写一篇《大众科学不科学》的文章来进行反击，只是考虑到“不能直接攻击人家，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而最终作罢。据其透露，在榜单出来之后，该市市委书记立马去环保局索要了相关数据。

　　在该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李爱玲眼里，评选照片中的人物是“非常态的”，“像智障人士”，其所引用的数据也是“几年之前，完全不能代表现在的状况”。而“每次榜单评出来之后，媒体只是对此报道一下，说这个地方污染怎么怎么严重，然后就止住了。我们更需要的是建设性的东西，而不是此种抱怨与喋喋不休。”她向记者表示。

　　有专家认为，此类榜单的构成有一个特点：一部分是众人皆知的，另一部分则是出乎意料。若所有都是众人皆知，则丧失了评比的意义；若所有都是出乎意料，则丧失了榜单的可信性，虽然趣味性会增加。而此次临汾则是“死”在了众人皆知之上，它污染严重的名声太响了，这虽然对临汾有些不大公平，但就榜单的制作来说，也确是无可厚非。

　　现实与名声

　　无风不起浪。即便临汾上榜之“浪”为“虚浪”，而此“风”也确是刮了多年的“实风”。

　　事实上，在去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出的全球九个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中，临汾也是赫然其中，而《凤凰周刊》更是曾经以“中国污染之都”来冠名临汾作为其封面。根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的监测，临汾也曾整整三年在“全国空气质量排名”中名列倒数第一，似乎大大小小与环境挂钩的“奖项”，临汾都“未能”缺席。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年前曾有一外商来该市考察投资环境，临走时将“此地不适合人类居住”扔下，这句话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李爱玲坦言，临汾过去确实是污染严重，在其给记者的资料中对此有如下分析：临汾市东靠太行，西依吕梁，汾河从中部穿境而过，形成两山夹一河的特殊盆地，静风率高达48%以上，污染物不易扩散；同时又是一个以煤焦铁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工业城市，结构性污染突出；并且升格为地级城市仅仅几年，市区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县级城市的格局，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当地人对这般介绍其过去并没有异议，虽然偶尔也会说出临汾曾有花果城美誉的过去，他们愤愤不平的是：“现在的环境比过去好很多了，为什么最差的还是我们？”

　　就其过去相比，临汾确实是环境有所改善，但此为纵向比较，如果进行横向比较，该市的环境依然落后。但“‘最脏’真是言重了”，刘建强对此并不认可，“在全国空气质量排名中，我们已经退出了后十名的行列。即使在去年的山西蓝天碧水工程考核中，我们也不是后三名”。 而临汾市市区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也由2000年的14天增加为2007年305天。而这或许与临汾污染严重的形象在世人眼中已根深蒂固。坊间传闻，去年该市宣传部部长的下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危机公关不力，城市形象太差”。

　　榜单之后

　　面对多次尴尬“上台领奖”，临汾市已有了一定的建设性举动。刘建强向记者介绍，目前该市正在大力进行“三城联创”，即省级卫生城、省级园林城、省级环保模范城。

　　而早在2007年3月至10月，临汾市侯马电厂、襄汾县鑫盛冶炼厂、洪洞县浩溢煤焦化厂等231家污染企业则被关停。

　　在高敏眼里，“有煤，对临汾，以致对整个山西来说都是一项原罪”，需要世代救赎，并非是博弈后一时的权宜之举。据高敏介绍，在今年雪灾之后，运煤车超载也是被默许的。在其眼里，“治污都是有限度的”，因为“临汾一天不出煤，全国多少城市要停电啊”。

　　“要有人来买单。煤，都是谁烧的？山西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凭什么总是拍人家板砖？”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专家表示，山西生态环境的治理呼唤长效机制，也并非只是一市的自救行为。在国内煤炭因人为因素而价格扭曲的大背景下，产煤地不能直接从其资源中获取足够的补偿，这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以及财政层面多加考虑。

　　“像最近湖南湖北等内陆省份要上核电项目，这或许是解救山西的惟一办法。只有新能源代替了煤炭之后，山西的生态生活环境才有可能真正的转变。”部分专家对未来略显悲观。